意昂集团拟建700MW的海上风电场

我们改革过去的领导体制，对系统的党组织实行垂直领导，将党组改为接受垂直领导的党委，金融机构的法人代表在党委这个领导核心中处于关键的位置。

按照银行业资产的五级分类标准，可疑类资产为不良资产。东方公司已经完成了政策性剥离资产的处置任务，在四家公司中东方的回收率排名第二。

这是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重要基础，也是我们对公司转型充满信心的表现。股票市值管理跑赢上证指数21个百分点。经过国资委核定，建行包内实施政策性破产的资产43亿多元，工行包内实施政策性破产的资产85亿多元，对两包可疑类资产处置回收造成了较大的影响，工行可疑类资产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。我们正在为转型进行积极的准备。从国家金融体系的建设方面来说，不良资产市场与银行信贷市场共同构成一个循环链条，信贷过程中的资源错配和灾害、决策失误等原因形成不良资产，通过不良资产市场加以处理、解决，以促进资源的有效流动和重新配置，这都需要专业机构来完成。

而长沙博云新材项目，也是东方资产在资产处置过程中通过发掘资源从而重点扶持的PE增值项目。除了开展PE以外，我们的商业化业务可以分为两大方面：一是商业化收购的不良资产经营处置，包括工行、建行两行可疑类资产以及完全市场化收购的中国银行、光大银行、华夏银行等不良资产。在这之前，不管是白莲教的起义，还是其他的，都是非常局部、非常短暂的战争。

清政府允许各个省建立自己的新军，不管是通过厘金还是通过借外债等其他方式得到资金，各个省的自由度很大，造成了清朝垮台之前各个地方督军实力很悬殊的结局。后来左宗棠得到的根本帮助是来自胡雪岩。大概在1868年，他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折，其中谈到了起初是一年可以拨两月满饷给士兵，后来一年拨一月满饷，到如今是一个月的满饷都没有办法发到百分之百。另外是热兵器进入中国以后，对于清朝后来乱了阵脚起了根本的作用，但是在观念上，金融市场的使用和发展上，并没有跟上来，至少没有那么快跟上来，对于后来清朝的结局，甚至于对北洋军阀时期的格局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
张作霖的实力远远比山西的阎锡山的实力强很多，至少一部分原因是跟融资手段的不同有很大关系。因为他知道，革命胜利了很好，但是钱从哪里来？ 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税收来源大概不到清朝政府的1/3，但是开支比清朝政府要多很多。

现在一艘航母可能会8、90亿美元，500多亿人民币，按照现在中国正式的国防开支来算，一年的预算中也买不了多少艘航母。即在大家权利平等之下，通过自愿、自发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解决问题。那时候开始，英国的国债余额相对GDP的水平一直下降，到什么时候达到了最低点？恰恰在1914之前，就是一战之前，在我们认为大英帝国正式结束的时候，也是英国国债余额最低的时候。一是通过分期付款，二是通过租赁的安排，可以把1万亿的国防开支在一年中做成20万亿或者是50万亿的事情。

为什么不让人民币国际化，为什么不能开放金融市场、资本市场，这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。如果把中国和同期的西班牙、法国做一个对比，18世纪后半期，法国人均一年缴税大概是66.4两银子，西班牙人是63.1两银子。军队的开支，不管是武器还是人员的开支，清朝的融资能力和财政能力没办法跟上，这两方面的矛盾构成了后来不仅仅是整个中央政府没有办法做下去，各个省的督军分别自己玩自己的，如果能够融到钱实力就更强，融不到钱就不行。他把回民起义平息以后，接下来被授命继续西进收复新疆。

下面以张作霖和阎锡山的对比来看看在军阀混战的1916-1927年之间，谁怎么样用金融产生的结局又是什么样的。因为热兵器从太平天国开始，李鸿章知道洋枪洋炮是唯一的选择，必须往这个方向做。

金融在历史上，至少从宋代开始就起了很大的作用，热兵器时代之后，作用更大。如果市场能够接受的债务期限都是很短，这对于国家和企业的融资能力、融资能量的约束就会很大。

而证券金融，在洋务运动之前，中国人尚未接触过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。从曾国藩到当时的湘军还是其他统帅，都没有办法适应。1895年的时候，由袁世凯接过来，按照西法找了德国的军官来训练当时的军队，很快扩展到7千人。1862年开始，每一次和太平军打仗都胜利，1862年打了14场，1863年继续和当时的军队一起，对太平军构成了非常大的伤害，常胜军对于平息太平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如果有政府在每次亏损时看到要赔钱了就通过刚性兑付，比如通过国开行接过单子的话，慢慢投资者也不在乎了。至于钱从哪里来，融资从哪里来，以往历史学者关注的不是很多。

上图把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，法国国债利率和英国的政府国债利率放在一起来看，大致上法国政府公债利率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平均下来在6.5%左右，同期的英国政府国债利率大概是4%。到了1911年底、1912年初的时候，孙中山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让位给袁世凯。

现代战争的兴起，是跟现代财政国家的兴起划等号的。超发货币能够带来的融资帮助是短期的，不是长期的，借的债务是47年才还完。

国防金融，除了保险等具体涉及到军人个人方面的话题，在整个军队和国家的金融或者融资上主要有两方面：一是常规性的融资能力、融资需要。具体的武器装备，按照现在的标准根本不算什么，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是很厉害的，有3门24镑的榴弹炮，18门12镑过山炮，4门32镑榴弹炮。

从这些来看，当时的清朝，如果没有战争的话问题不大。当初的火炮，越来越复杂的火炮兴起时，价格可能没有像现在的航母这么贵，但是相对于梭镖和长矛来说，越来越复杂的火炮价格肯定是高的。还有一个办法，不一定自己去买这些，可以通过银行的租赁公司，还有市场化的其他租赁公司，由他们帮你买下来。这个经历对于李鸿章来说影响很大，尽管1864年把常胜军给解散了，后来在1865年李鸿章给皇帝写的奏折里说到，臣军久在江南剿贼，习见洋人火器之精利，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枱、鸟枪，而变为洋枪。

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一般的历史书里不会从融资的角度去解释为什么在1912年2月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。清朝到太平天国之前一直问题不是很大。

甲午战争爆发之后，清政府才把李鸿章当初的建议当做一回事，所以重新在天津按照西法编练一支新式的陆军，当时叫做定武军，一共10个营4700多人。另一方面，有了这些借款，左宗棠可以停止卖官。

打开之后的好处是，不管中国可以像美国一样，无论遇到经济危机或其他危机，可以在全球范围之内让大家都来承受。国债余额在拿破仑时期达到了顶峰，相当于英国当时GDP的2.6倍。

他当时面对的军费挑战很大。现代国家的兴起离不开金融。因为史学家觉得钱的话题太拿不上台面，没有那么高大上，这样一来就让历史的经历中金融的经历，经济融资方面应该学到的东西被忽视很多。1911年以后，一直到1928年之前，各个省都有自己的军阀，为什么会出现失控的局面？ 当然可以说那时候不管是皇帝还是总统都太无能了，但这样下结论有点太简单了。

从1862年一直到1864年，太平天国结束以后，把常胜军解散，三年左右的时间里，军人数量一直维持在3千左右，最多的时候有5千人。因为多发货币马上就变成通货膨胀的压力，等于让当地人无形中帮助阎锡山增加军费开支的支持。

当然现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，从战争融资的角度，发现军队越来越广泛使用热兵器，由此产生了军队的变化，要求他们有更多的财政收入。人民币最早在解放区就开始发行，但不是很多，也不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的。

厘金相当于贸易税，在湖南洞庭湖边上可以设置很多关卡，任何的船运的船从这个关卡路过时要收1%或者10%。之所以有国防金融的话题，一个重要前提是，中国人的私有财产也是不能够被随意调配、征收的。